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快速推进，在推动城乡人口流动和经济社会发展要素重组的同时，也加速了乡村地区的发展转型与空间重构。作为乡村地域经济社会活动主要空间载体的乡村土地利用随之发生巨大变化：一方面，乡村建设空间扩张，“人地分离”问题严重；另一方面，许多传统乡村加速衰落，村庄“空心化”趋势严重，导致乡村土地资源浪费、生态环境恶化、生态功能退化、社会主体弱化等“乡村病”。党的十九大立足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以破解城乡发展不协调、乡村发展不充分的矛盾，弥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乡村短板。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破解乡村衰退难题，成为学术界研究关注的焦点，也是地理学面向国家战略需求发挥综合研究优势的重要课题。 

　　乡村振兴的着眼点和落脚点在于谋求村镇业兴人旺、安居乐业，从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因此，在实施乡村振兴进程中，特定村镇空间或社区发展是否具备安居乐业的基础、能力和水平，成为衡量乡村振兴进展、成效和质量的标志性指标。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下，高金龙副研究员及课题组成员开发了基于农村建设用地调查数据的结构协同和功能协同指数，探索不同尺度下乡村居业协同格局特征，结果表明：农村居住和产业用地的空间分布极不均衡，而且在不同空间尺度上表现出差别化的分异规律（图1）。其中，区县和村尺度的乡村土地利用具有明显的偏向，居住和就业空间矛盾突出，用地优势此消彼长；而乡镇尺度居住空间和就业空间关系较为稳定，基本维持在相对平衡的状态，是制定土地政策、发展乡村增长极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较适宜尺度（图2）。在村一级则需要深度了解各村特征，挖掘潜在优势，发挥不同职能，打造各具特色、“百花齐放”的乡村，避免“千村一面”。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根据居住与产业用地的耦合协同情况，诊断不同乡镇乡村振兴面临的土地利用问题瓶颈，发现徐州市整体乡村居业用地供给失衡严重，农村宅基地供给优势明显；但由于实际使用中的空置和废弃，正常使用的居住和就业用地反而表现得更协同。调查发现原因有二：一是乡村地区整体宅基地空废严重，但是在靠近城镇的地区，经营性建设用地的空废情况更突出；二是相较于实际利用而言，乡村地区宅基地供给过量，而经营性建设用地的过量供给则主要集中在靠近城镇的地区（图3）。未来可在土地利用政策中探索允许宅基地转用为经营性用地的途径，增加乡村就业空间，同时在靠近城镇引导产业集聚和发展，盘活城镇周边就业空间，双管齐下提高乡村土地的利用效率。 

　　本研究从土地利用视角出发，将传统城市研究中对职住平衡的测度拓展到乡村地域，是对相关文献的重要补充。传统研究认为空间是社会建构的，将空间视为日常生活的载体，从需求端通过展示城市居民居住与就业的区位来描绘职住空间的匹配/错位关系。反过来，空间也会建构社会。本研究将空间视为日常生活的产物，通过计算居住与产业用地的空间格局来评估乡村居业协同关系，其中重点在于居业协同带来的场所发展，而不是实践协同本身的地理位置。

图1 不同尺度下乡村居业协同的空间分异格局

图2 乡村居业协同的尺度比较

图3 乡镇尺度下乡村居业协同的类型划分